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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研究】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2\/2)

上外中东研究所2018-06-20 00:13:38

注:上接本微信订阅号今日发布的“【伊斯兰研究】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1/2)”


四、伊斯兰的圣战观及其当代体现和现实困境

伊斯兰教与其他世界宗教一样,其终极目标都是人类和平与世界大同。崇尚和平、平等、中正构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教也不乏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的思想。据统计,《古兰经》中有40多处论及和平,例如,“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60:8),“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全身心地投入到和平中去……”(2:208)“如果他们(敌人)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于和平,应当信赖真主”。(8:61)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还强调,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只要对方不加害于人,也要与之和睦相处。他指出:“谁伤害非穆斯林,谁就不是穆斯林”;“谁伤害被保护民,谁就等于伤害了我”。因此,崇尚和平作为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容否认的,“伊斯兰教渴望在和平与安全、对共同利益中的合作关系的确认以及尊重人类兄弟关系纽带的基础上寻求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解决方案,因为所有创造物都依真主的命令和意志而存在”。


但是,在伊斯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影响最大并饱受争议的无疑是以“圣战”为核心的战争观。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穆罕默德因遭到反对从麦加迁徙至麦地那。在此过程中,圣战思想开始产生,并突出体现于《古兰经》的麦地那篇章。此后,伴随穆斯林公社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在伊斯兰的对外关系中,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经常性的战争状态,伊斯兰教将这种战争称为“圣战”。


圣战思想与伊斯兰教基于宗教认同的政治共同体观念有密切的联系。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义,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和敌对区域或战争区域(Dar Al-Harb)两部分。前者指接受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包括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以及接受穆斯林当局统治的非穆斯林地区;后者指位于伊斯兰主权范围之外、不执行伊斯兰宗教和政治规则的地区,亦即由异教徒统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马克思曾经对二者的关系做过如下精辟论述:“《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它们分为两种国家和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有穆斯林学者认为,在伊斯兰教中还存在第三类区域——“条约区(the abode of convention)”,即那些与穆斯林缔结有和平贸易协定、和解协议或长期休战协定的地区。但也有穆斯林学者并不同意这样的划分,其原因在于上述划分均缺乏《古兰经》和圣训中的经文支持,认为这是套用西方国际法将战争时期的国家分为交战国、非交战国和中立国的产物。


客观而言,《古兰经》中并无伊斯兰区域与战争区域的明确划分,但是伊斯兰教的确存在从信仰出发对人类和世界进行二分法划分的思想倾向,它在对外关系上的逻辑延伸亦即将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区域和战争区域。《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啊!全身心地加入伊斯兰教中吧,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因为它确实是你们的明敌。”(2:208)“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顺从曾受天经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引者注),那末,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的人”。(3:100)在如何处理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上,《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盟友……你们中谁以他们为友,谁是他们的同教。”(5:51)“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3:19)因此,这种基于信仰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划分为信道者和异教徒两部分,将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两者之间处于一种经常性的战争状态即“圣战”。在圣战间歇期间,允许穆斯林和异教徒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但在非伊斯兰区域变为伊斯兰区域前,双方不可能有永久性和约。在伊斯兰教上升时期,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提出了“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不能永久共存”,“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将全世界都改变为伊斯兰区域”,“穆斯林必须不断通过‘吉哈德’使非伊斯兰地区转变为伊斯兰地区”等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教中的圣战并非仅仅意味着战争。在《古兰经》中,“吉哈德”的原意有“斗争”、“奋斗”和“作战”等多种含义和形式,十分复杂。简而言之,从形式上有“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前者指言论和思想层面的斗争,后者指战争和作战层面的斗争。有穆斯林学者指出:“我们很多人相信,大吉哈德表示针对欲念和撒旦的吉哈德,而小吉哈德则是在战场上对抗不信伊斯兰教者。”但在当今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那里,“圣战”却被曲解为“小吉哈德”并滥用暴力,严重地扭曲了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


有穆斯林学者认为,从性质上来说,圣战有防御性和进攻性两种类型。进攻性圣战(在敌人自己的领土上进攻他们)是集体性义务,防御性圣战是将不信道者从伊斯兰的土地上赶出去,这是个体义务,是所有人应尽的义务。有学者曾将“圣战”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非对抗阶段,即主张以和平、忍让的态度对待不信伊斯兰教者;(2)防御性作战阶段,即遇到进攻时进行的防御性抵抗;(3)允许主动发动进攻但受到限制的阶段,即不鼓励在禁月(伊斯兰教的斋月)期间和禁寺(即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麦加清真寺)附近作战;(4)不受限制地对非穆斯林进行主动进攻阶段。


从以上四个阶段来看,对后世影响较大并导致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战斗性”予以攻击的主要是关于第四阶段的经文。例如,“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伊斯兰教反对的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者——引者注),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即宗教课税——引者注),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9:5)“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9:29)以上两段经文表明,圣战的对象为“不信道的人”,包括“以物配主者”和“有天经的人”。对于“以物配主者”,停战的条件是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对于“有天经的人”,停战的条件是他们缴纳人头税。


上述四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伊斯兰教早期穆罕默德在世时的情况进行划分的,并把“不受限制地对非穆斯林进行主动进攻”明确化,事实上这种划分难免有武断之嫌。中国伊斯兰问题专家吴云贵先生认为,在伊斯兰教早期的圣战思想中,“《古兰经》唯一讲得不够明确之处是关于圣战是否有条件的问题,即只限于自卫性的圣战,还是可以随意以武力去讨伐那些拒绝伊斯兰教的人”。这种观点应是接近现实的看法,因为在8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教史中,穆斯林社会内部往往根据不同的《古兰经》经文做出不同的解释,并产生了复杂的争论。事实上,要客观地认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还是要结合数百年来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加以认识,因为圣战的思想与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体现,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伊斯兰教产生到奥斯曼帝国瓦解前,圣战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穆罕默德迁徙至麦地那到倭马亚王朝灭亡(622~750年),是圣战的第一次高潮期,圣战对于宗教传播和帝国扩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内,事实上并未形成前述学者所言“不受限制地对非穆斯林进行主动进攻”的思想与实践。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的“圣战”并非简单的穷兵黩武和宗教强迫。从阿拉伯帝国对“有经人”的征服来看,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袄教徒的统治十分宽容。对此,即使是西方学者也供认不讳:“伊斯兰的统治只是意味着统治者的变换,而且,新的统治者往往更加灵活、更加宽容。现在许多人享受着更大的地方自治,缴纳的税收也更低……从宗教的观点看,伊斯兰教证明是一种更加宽容的宗教,它给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此外,《古兰经》和圣训均有对战争行为进行法律和道德限制的规定,主要包括禁止攻击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教士,应接受非穆斯林提出的缔结和平协定的要求,除非军事需要不得破坏财产,善待俘虏和孤儿,尊重人道原则和道德原则等方面的诸多规定。


第二阶段:从8世纪中叶到14世纪,是圣战在总体上由盛转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圣战的思想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鼎盛时期的阿巴斯王朝通过教法学家的整理和论证对圣战思想予以系统化和规范化,并导致圣战发生了从宗教义务到国家行为的转化,“伊斯兰领土”和“战争领土”的划分更加定型。其次,在10世纪下半叶,伊斯兰世界的地方割据和王朝林立导致地方统治者滥用圣战,使圣战范围从对外只针对异教徒发展到针对内部的所谓“叛教者”,使“圣战为伊斯兰国家间开战提供了借口或所谓道德依据”。最后,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ah)主张绝对坚持《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逐渐定型,并极力强调和推崇圣战,进而“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并对当代的伊斯兰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从15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圣战由奥斯曼帝国和南亚次大陆莫卧儿帝国的扩张性圣战转向反殖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防御性圣战时期,圣战思想与实践的功能突出表现为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期间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首先,18~19世纪,在西亚、南亚和北非地区兴起了一系列宗教、社会改革运动和以宗教为思想武器的民族独立运动,如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印度西北部的圣战者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德利运动,都强调以圣战作为伊斯兰复兴的指导思想。其次,部分伊斯兰改革主义(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圣战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如埃及宗教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认为,伊斯兰教传统的圣战思想大多已经过时。他只承认“自卫性圣战”原则,坚持认为“只有在伊斯兰国家无端遭到异教徒武装侵略时,才能在伊斯兰教圣战名义下进行自卫反击。这一原则立场已经和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趋同”。被称为“圣战取消派”的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Sayyid Ahmad Khan)甚至认为,穆斯林只有在生存受到压迫和信仰尊严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才能对异教徒诉诸圣战,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穆斯林的信仰受到尊重和保护,因而反对反英圣战。


进入当代以来,伴随世俗民族主义逐步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导权,圣战传统除在阿以冲突中有一定的影响外,其影响在整体上曾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但是,伴随20世纪60年代末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陷入长期动荡,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各种扭曲和滥用传统圣战思想的复杂现象,并突出体现在伊斯兰国家内部、地区冲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等不同层面。圣战思想被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滥用,既加剧了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冲突,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并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教提供了口实。


第一,在伊斯兰国家内部,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极端派别对现行国家政权诉诸圣战,加剧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


圣战思想被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滥用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赛义德·库特布的代表作《路标》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库特布强调,为完成重建伊斯兰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反政府的暴力组织,即“具有坚定信念的先锋队”,并号召所有穆斯林参加推翻“不义政权”的圣战。库特布对传统“圣战”观念的泛化,其目的就在于使任何暴力和恐怖活动都在“圣战”的名义下实现合法化,并因此被西方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受库特布思想的影响,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以真主名义随意将某一国家政府宣布为反伊斯兰教的“腐败政权”,并主张通过恐怖暴力活动予以推翻。20世纪70年代后,从“穆斯林兄弟会”分化产生的“赎罪与迁徙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穆罕默德青年”等极端组织纷纷走上暴力恐怖道路,并制造了暗杀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Sadat)等一系列恐怖暴力事件。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下,中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从事恐怖暴力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并在严重受挫后选择加入“基地”组织。


自2010年年底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在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动荡、伊斯兰力量整体抬升的背景下,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阿拉伯半岛分支的发展十分迅速,并积极参与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暴力活动,极大地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动荡。


在马格里布地区,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传统力量,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Shabaab)”、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在中东变局后的发展十分迅速,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联系日趋密切,并大有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的态势。2011年,“博科圣地”组织多次在尼日利亚、马里、乍得、毛里塔尼亚等地发动恐怖袭击,甚至卷入了2012年的马里政变;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则在东非地区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活动猖獗,其目标是在三国交界地区建立“东非伊斯兰酋长国”。


在阿拉伯半岛,自2011年也门局势陷入动荡以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趁机占领了也门南部多座城市,并扬言以津吉巴尔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叙利亚,原来处于非法状态的“穆斯林兄弟会”十分活跃,伊斯兰分子占据了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大多数。叙利亚内部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境外“圣战”分子的结合,构成了叙利亚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并日益演变成内战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伊斯兰世界的地区冲突中,冲突各方或者利用圣战思想进行政治动员,或者以圣战为由拒绝冲突的和平解决,或者以圣战为名滥杀无辜,或者以圣战为旗帜进行政治渗透,这些行为既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又严重阻碍了冲突的政治解决。


在阿以冲突的早期尤其是在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方面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进行政治动员,呼吁伊斯兰世界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斗争,并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圣战”,其正义性是不容否认的。但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哈马斯等组织以圣战为由拒绝任何形式的巴以和平方案,反对推动和平进程的巴解组织,并以圣战为名发动自杀性袭击等暴力恐怖活动,则无疑是对圣战的歪曲和滥用。根据1988年通过的《哈马斯宪章》,哈马斯的斗争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此,它反对巴解组织的世俗建国方案,反对任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方案,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并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哈马斯坚持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世代相传直到审判日的伊斯兰教产,没有人可以割裂它的任何部分,也没有人可以抛弃它的任何部分”。长期以来,巴以和谈屡屡受挫固然与巴勒斯坦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等诸多复杂因素密切相关,但是,从巴勒斯坦方面看,哈马斯组织顽固坚持暴力反以的强硬立场,构成了巴以双方实现和解的严重障碍之一。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并非纯粹的宗教战争,因为双方的历史积怨、边界争端以及对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是,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双方均利用圣战进行政治动员,极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霍梅尼曾明确指出:“伊拉克军队来侵略我们,我们只能用反抗来保卫伊斯兰,我们拥有的武器就是信仰,我们拥有的装备是伊斯兰,有了信仰和伊斯兰武器,伊朗就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为鼓舞伊朗的士气,霍梅尼号召伊朗士兵解放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并在“解放”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铲除萨达姆政权。一向推行世俗民族主义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不断利用伊斯兰教鼓舞民族士气,并把战争上升到“为真主而战”的高度。


沙特阿拉伯和西方联手支持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圣战者”抗苏战争,也对阿富汗局势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并埋下了“基地”组织兴起的祸根。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对阿富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对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圣战者”给予组织、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积极传播瓦哈比派的“圣战”思想,对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为阻止伊朗输出革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借此向中亚、南亚地区输出逊尼派瓦哈比思想,并与巴基斯坦合作扶植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正是在阿富汗抗苏战争中,本·拉登在“穆斯林兄弟会”极端主义思想家阿卜杜拉·阿泽姆(Abudulah Azm)的影响下,在阿富汗成立了“基地”组织的前身“圣战者训练营”。


第三,本·拉登领导建立“基地”组织,导致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合流,不仅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同时也严重恶化了伊斯兰的国际形象,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教提供了口实。


首先,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把一切问题都简化为宗教问题,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本·拉登在阐释反美、反以色列立场的过程中,把人类世界简单地区分为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把人类简单区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将这种黑白分明的区分标准用于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必然会引起极度的混乱。在本·拉登看来,美国所伤害的是伊斯兰教和全体穆斯林,因此也只能以伊斯兰“圣战”的方式来报复美国,包括报复支持美国政策的美国纳税人,即所有的美国人,这与其二元对立的宗教极端主义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他曾指出:“我们呼吁所有的穆斯林,所有愿意服从真主命令的教徒们随时随地杀死和抢劫美国人。”“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平民或军人。”“我们对穿制服的人和平民不加区别”。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本·拉登以上理论的实践。


其次,本·拉登极力鼓吹“圣战”,使“圣战”沦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如前文所述,“圣战”主要是指穆斯林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严重威胁时进行自卫性的反击,并对圣战的条件、方式等有严格的限制。在伊斯兰教中,并非任何人都有发布“圣战令”的权利,历史上的“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然而,在极端主义的随意解释下,今天世界各地的所谓“圣战”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完全沦为极端主义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工具。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分子既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也不是合法的宗教权威,他们随意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和发动“圣战”无疑是对圣战的歪曲和滥用。


最后,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则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作为攻击的对象。《古兰经》规定:“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17:33)大部分的教法学家认为,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也不能对非武装人员进行杀戮。“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的攻击行动将无辜平民作为攻击对象,显然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


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就有西方学者认为,“多种多样、情况各异的伊斯兰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手段的反西方势力”。受九一一事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发展成为更为极端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论”,其结果是“多数美国人把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华盛顿时报》甚至露骨地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现在是时候承认我们不是在与‘恐怖主义’开战,我们是在与伊斯兰教开战。这不是说我们要与所有穆斯林开战,但是我们绝对是在与《古兰经》为穆斯林所规定的生活图景开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我们的威胁,其唯一原因是,伊斯兰教的许多基本原则是对我们的威胁。”


虽然美国政府多次表示美国无意与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世界为敌,并竭力避免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但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依然占据了美国和西方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本·拉登作为邪恶的化身频繁在美国家庭的电视画面上播映,他的外表和穿着传递出象征性的信息,即伊斯兰、阿拉伯人和恐怖主义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较为精细的理论论证,还是西方大众传媒的粗糙宣传以及布什政府在反恐问题上向伊斯兰国家施加的高压,都给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甚至客观现实,即:美国的“反恐”就是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就是针对伊斯兰的战争;包括美国国内穆斯林在内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接受“反恐”的洗礼;伊斯兰世界感到自己被包围和锁定在聚光灯下的“铁笼”里。


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计划构成美国和西方中东战略的核心,这进一步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绪的高涨,进而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弹创造了土壤,并在九一一事件后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在此过程中,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和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尤其是反美主义的交替上升以及二者的恶性互动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西方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


“圣战”思想在当代中东政治中的扭曲和滥用,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有十分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当代西方在中东不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强化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而伊斯兰教并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西方的根源。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E.Fuller)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问题与宗教或哲学问题几乎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伊斯兰主义只是充当了一个载体。”从现实的角度看,西方尤其是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长期在中东推行代理人战略和实用主义政策(如历史上对伊朗巴列维王朝和萨达姆政权的扶植和利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对“基地”组织的利用)、海湾战争后的长期军事存在、九一一事件后反恐战争的扩大化和“先发制人”战略、“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推行等,都助长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的发展。

五、结论

综前所述,伊斯兰的宗教共同体(乌玛)观念、真主主权观念、“圣战”观念构成了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它们不仅对当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构成了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其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层次进行总结:


第一,近代以宗教复兴追求民族复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改革运动。以重建“乌玛”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构成了穆斯林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并号召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圣战”。近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表现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运动、北非的赛奴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印度的圣战者运动、印尼的巴德利运动、西非的圣战运动、伊朗的巴布教徒运动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宗教为思想武器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积极作用应予以肯定。此外,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内忧外患,以阿富汗尼、阿布杜为代表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在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民主、理性精神,倡导改革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强调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净化信仰的泛伊斯兰主义,既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也构成了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源头,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十分明显。


第二,当代伊斯兰国家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它突出表现为早期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和后来借民主化进程崛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以及取得成功后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如伊朗)。哈桑·班纳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毛杜迪创立的伊斯兰促进会对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影响深远,它们主张对内重建伊斯兰社会、对外重建伊斯兰秩序,并被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付诸实践。宗教共同体(乌玛)观念、真主主权观念、“圣战”观念构成了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被积极付诸实践。伊斯兰主义对伊斯兰国家和现行国际体系弊端的批判都有其合理性成分,但它在本质上的复古、保守、非理性倾向以及部分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在国家内部、地区格局乃至国际体系层面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国内层面,伊斯兰主义与现行世俗民族主义政权的对抗加剧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动荡,导致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异常艰难;在地区层面,伊斯兰主义力量对阿以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叙利亚危机的广泛介入,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和政治解决的难度;在国际体系层面,伊斯兰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与西方“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恐怖主义论”的恶性互动,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现行国际体系的矛盾。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伊斯兰主义组织在伊斯兰国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其温和力量尤其是在中东变局中崛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在调整其内外政策主张,出现了积极变革的倾向。


第三,当代伊斯兰国家间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近代的泛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以共同的宗教感情为纽带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广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但也被奥斯曼帝国用做维系帝国统治的思想武器。当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已基本上放弃重建哈里发制度的目标,而主要致力于加强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在沙特阿拉伯主导下相继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等,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组织机制。伊斯兰合作组织以维护伊斯兰国家利益、促进伊斯兰国家团结合作为宗旨,对于加强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严重、组织机构松散、效率低下、缺乏足够约束力、财政困难等因素的制约,迄今为止它远未成为高度一体化的国际组织,也很难真正成为国际政治的一极。此外,伊斯兰合作组织片面支持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少数”,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各种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进行政治渗透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的强烈不满。


第四,伊斯兰“圣战”思想在中东政治中的扭曲和滥用。如前文所述,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各种扭曲和滥用传统“圣战”思想的复杂现象,其突出表现主要有三点:首先,在伊斯兰国家内部,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极端派别对现行国家政权诉诸圣战,加剧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其次,在伊斯兰世界的地区冲突中,冲突各方或者利用“圣战”思想进行政治动员,或者以“圣战”为由拒绝冲突的和平解决,或者以“圣战”为名滥杀无辜,或者以“圣战”为旗帜进行政治渗透,既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又严重阻碍了冲突的政治解决。最后,本·拉登领导建立“基地”组织,导致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合流,不仅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同时也严重恶化了伊斯兰的国际形象。


在当前国际体系加快转型的背景下,如何缓解伊斯兰与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既是关涉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实现文明复兴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伊斯兰国际体系观与现行国际体系自身变革的能力,也取决于二者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调,而问题的核心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与重塑。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应坚持宗教价值与时代发展的与时俱进,在坚持伊斯兰核心价值观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致力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实现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则应充分理解和尊重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国家,承认伊斯兰国家在其宗教价值观框架下对国家发展道路探索的权利,积极推动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才是实现伊斯兰与国际体系和谐共处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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